張維迎：“新常態”更需要創新型企業家

人氣：4161 發布時間：2016-03-21

張維迎：“新常態”更需要創新型企業家

企業生存不要完全依賴宏觀寬松才能生存下去，宏觀一緊就死定了，這種企業家不是一個優秀者，不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經濟學家張維迎近來在多個場合發言表達“政府做得太多了”的犀利觀點。此時，中國經濟正經歷著年開年以來股市和人民幣的雙重寒冷。過去一年間，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強勢干預政策未能帶來企穩之局。一度在股市中主導做多、不斷加杠桿的政府機構，最終未能戰勝市場之力，以股指過山車式下跌敗給經濟基本面。回顧這一過程，他說股市最大的教訓是政府“參與太多”。

同樣的問題在產能過剩上也有所體現。張維迎表達觀點說，產能過剩的核心是很多企業在生產消費者不需要的東西。在市場競爭中，該死的企業就讓它死。如果用政府調控方式來解決產能過剩，很可能最后該死的企業死不了，反倒一些盈利的私有企業會被關掉了。核心還是市場化改革問題。

作為市場經濟理論最堅決的捍衛者，張維迎常常警惕于政府扮演市場參與者的危險。2015年，他出版了備受關注的《經濟學原理》一書。在該書中，他特別突出了企業家在市場過程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指出企業家是市場競爭和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量，正是由于企業家的套利行為和創新活動，市場才趨于均衡。他駁斥傳統經濟學“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干預可以糾正市場失靈的理論。他說，真正失靈的不是市場，而是市場理論。

張維迎在自由市場的理論上行進得如此之遠，其主張與主流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理論依據背道而馳，而顯得有些落寞。從2008年中國政府4萬億元大規模刺激經濟到去年動用貨幣、信貸等各種宏觀政策工具干預金融市場，中國的市場經濟狀況正如他多年前所說：“從來就沒有純粹的市場化，再怎么努力都會有人老在反市場。”

上世紀80年代，他和其他幾個年輕經濟學人找到了價格雙軌制這一名詞，為當時中國沉悶的計劃經濟體制開了一道自由的口子，卻也因此埋下日后特權腐敗的伏筆；而在90年代后，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張維迎的自由價格理論建設更無法深度發展，他漸漸將學術重點集中在企業家理論體系上。

毫無疑問，張維迎是自由市場經濟最決絕的堅持者。作為民企改革的教父級人物，他擅長以幽默而通俗易懂的語言普及自己的經濟學理論。張維迎以市場的邏輯和強盜的邏輯比擬市場經濟與權力經濟，不斷強調只有市場才能真正給人自由，帶給人幸福。他尊重理論的純粹，而不是尊重人性的不確定性。在權力經濟、權力體制的泥淖之中，他認為只有真正啟動體制改革，才能止住經濟和政治爬坡中的倒退。他強調是企業家精神，而不是政府和投資，決定著中國經濟的未來。

轉型要靠企業家，而不是產業政策

《中國民商》：你一直批評企業家不應該太盯著政府宏觀政策和產業政策，宏觀政策對企業家究竟重不重要？

張維迎：現在企業家對貨幣政策這么敏感似乎有道理，但是又好像有點不正常。因為我觀察，世界上最優秀的企業家是不太關心貨幣政策的。比如蘋果的喬布斯，他不關心貨幣政策的，他從來不討論這些問題。但中國的企業家、全世界的企業家都非常關心這個問題。是我們的企業家精神出了問題嗎？

做企業的腦袋老盯著宏觀的波動，靠這個來生存，我命名叫“投機型企業家”。我希望是什么？創新型企業家。我不能夠要求大家都變成比爾·蓋茨，變成喬布斯，對宏觀毫無關心，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希望企業生存不要完全依賴宏觀寬松才能生存下去，宏觀一緊就死定了，這種企業家不是一個優秀者，不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當你看到企業的老總天天忙著問你這個貨幣政策會怎么變，這個企業基本是往下坡走的。這是因為當前中國的經濟政策出了問題，所以本來不需要關心宏觀政策的人也必須關心宏觀政策了。

《中國民商》：政府的經濟調控政策包括產業政策對于企業家、對于市場而言意味著什么？

張維迎：首先我們要理解市場的過程，一定要理解企業家的力量。其實市場就是企業家來調整的一個過程。企業家是做什么的？企業家很大一個功能是判斷未來。在現實中，根據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周期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經濟中的企業家集體犯錯。在一般條件下，企業家不會發生集體的預期錯誤，只有在受到經濟政策干擾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才可能發生。所以宏觀經濟政策不僅可能對穩定經濟無效，其本身更可能成為引發經濟不穩定的來源。

其實2009年的情況已經證明，我們經濟的衰退正是由經濟的過度刺激導致的，而過度的刺激經濟經常是由政府的信貸、貨幣政策導致的。政府的刺激經濟政策會帶來什么？我說貨幣不是中性的，就是政府發錢包括刺激收入增長，并不是對所有人影響都一樣。歷次的宏觀調控，包括我們民營企業破產的時候，誰得到的好處最大？國有企業最大。盈利的時候誰受的影響最大？民營企業最大。這是不對稱的，錢從哪兒流進去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實際上2009年政府的貨幣政策其實導致了體制的大倒退，不是簡單的一個總量上發了多少錢，而是由于這個貨幣政策出臺，導致了我們所謂的國進民退。根據周期理論分析這些現象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可以說是政府政策一手導致的。

《中國民商》：那么現在經濟困難局面下，你對政府的經濟政策建議是什么？如何評價政府對創新政策引導？

張維迎：創新不能依靠政府產業政策，因為創新不可預測，需要依靠自由和穩定的法制，為企業家營造良好環境去勇于嘗試創新。

我反對政府提供任何特殊政策和財政補貼，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自由、公平、法治的環境，有創新精神的人自己就會去折騰、去做，而是否成功則取決于其做判斷的能力。政府對行業支持則會造成產能過剩，各級政府投入過多資源，比如光伏產業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好多人覺得要靠政府產業政策，但事實上政府官員不可能像企業家一樣做出正確的判斷，且創新不可預測。要讓企業家自己試，創造新產業，經濟才能繼續發展。供給側改革核心是市場化改革問題，不是靠政府制定政策，而是企業家精神。企業該死的就應該讓它死，而政府干預的方式則會導致國有企業中該死的死不了，而民營企業倒掉了。

企業家精神決定未來

《中國民商》：你在《經濟學原理》中非常強調企業家的作用。為什么企業家在市場經濟中這么重要？

張維迎：企業家是市場的靈魂，如果沒有企業家，不可能有市場經濟。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最大缺陷在于，它們都忽略了決定增長最重要的因素——企業家精神。在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無論資本積累、資源配置，還是技術進步，其實都是企業家精神作用的結果。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之所以能高速發展，是因為鄧小平發起的市場化改革釋放了中國的企業家精神。

《中國民商》：具體而言，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精神是如何體現的？

張維迎：企業家是市場的發現者和創造者。企業家的基本功能有兩個：第一個是發現不均衡，第二個是創造不均衡。如果經濟處于均衡狀態，就沒有利潤；只有當市場處于不均衡的時候，才有利潤可圖。企業家就是利用不均衡賺錢，最后推動市場的均衡。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沒有企業家的篇章，因為教科書總是假設經濟處在均衡當中，這是不對的。

發現不均衡其實就是抓住機會套利。這類企業家從古到今都有。共有三類套利行為：第一類是跨市場套利，到價格貴的那個地方賣東西；第二類是跨時間的套利，如果預期未來一個東西會貴，可以進行股票的買賣；第三類是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套利，這是典型的中國企業家會去做的事情。

打破均衡就是創新。經濟達到均衡之后無利可賺了，所以一定要打破均衡。比如說蘋果公司引入了，就是打破均衡，原來只有電腦。套利活動使得經濟走向生產可行性邊界，或者在生產可行性邊界從不合理的點轉向一個更為合理的均衡點。創新就是不斷地把生產可行性邊界往外移。

過去30多年，中國企業家做的主要就是套利，沒有創新。一般所說的中國三代企業家，包括上世紀年代的廠長轉變的企業家，90年代的官員轉變的企業家，和互聯網時代的海歸企業家，當然互聯網時代有一些創新。這是因為在過去30多年中國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計劃經濟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資源配置不合理，一旦市場放開以后，不均衡到處都是，只要辦一個企業，生產任何東西都可以賺錢，所以產生的都是套利的企業家。

通過發現市場不均衡而獲利相對容易，而在“新常態”下，更需要創新的企業家，真正創造出過去沒有的消費品，這個挑戰非常大。企業家在套利時，對政策敏感度不大，通常只考慮短期。但創新企業家要有長遠考慮，對制度的敏感程度非常高，因此，除非有可預測的制度，否則不會有創新。現在我們要從配置效率的增長轉向真正的創新驅動的增長，我們的企業家必須要從套利型的企業家轉向創新型的企業家。沒有新一代的企業家，中國經濟的創新驅動增長就不太可能實現。

《中國民商》：你所說的可預測的制度該怎么理解？

張維迎：從制度環境來說，自由和法治對創新非常重要。如果產權保護很弱，法治很不健全，仍然會有套利的企業家，但是在這種環境下出現創新的企業家幾乎不可能。套利型企業家在一開始就賺錢，然后賺得越來越少；創新型企業家在一開始肯定虧損，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才能盈利。如果沒有對未來有很好的預期，不可能有人真正去創新。此外，因為必須過了虧損期才可能賺錢，創新對金融市場非常敏感，別人的投資變得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中國不能成為法治國家、擁有更自由的金融市場，那么我們的企業家從套利型轉向創新型企業家也將非常難。這就需要我們現有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進行一些變革。

《中國民商》：從改革而言，你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張維迎：所謂真正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就是私有財產制度和平等的競爭環境。那么所有改革就要看是不是有利于建立這樣一個制度，往這樣一個方向走。我覺得具體在經濟領域方面，國有企業的規模一定要減少，真正民營化，轉讓股份并退出一些領域，國有企業不能再享有特權，只有這樣，私營企業家才會更加充滿信心；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要進一步減少審批，包括融資借貸的放松管制，使人們從事經營活動更為自由更為容易。在政治領域最重要的是要按憲法精神來治理國家。只要這些改革做起來之后，很多問題就會暴露出來，然后我們再去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民商》：現在看來經濟問題成了很大的問題，反而成了改革的核心問題？你覺得政府應該做什么？

張維迎：政府應該做什么？不是媒體天天說的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我覺得是一個不太科學的概念，擴大內需是一個宏觀概念，一想到擴大內需就是低利率信貸、積極財政政策。我總結就兩個：政府要開放市場，企業要開發市場。未來的轉軌，是要開發國內市場，開發國內市場靠的是企業家，靠的是柳傳志這樣的企業家。我們不要眼睛老盯著怎么靠貨幣政策來去擴大內需，應該靠企業家精神。

1992年改革開放，鄧小平應該不懂宏觀政策貨幣政策，他就是讓你自由，能自己賺錢，大家一忙活起來很快完全不一樣了。所以精神理念的東西比貨幣政策要重要得多。我想反復強調的東西已經沒什么新意：一個國家國有部門太大，國內市場是不可能充分發展的，因為價值來自消費者，國有部門太大，消費部門或者居民個人市場就萎縮。

中國經濟的未來在于企業家精神的開發，而企業家精神的開發呼喚市場的進一步開放。

只有市場經濟才能避免無知帶來的災難

《中國民商》：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現在，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張維迎：我們這么多年積累了很多中國企業家，成長也非常快。30年前中國是沒有企業家的，20年前中國也沒有多少企業家，但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這年企業家的人群增長很快，這就是改革非常重要的力量。這個力量如果我們能夠利用好，它會在我們建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揮非常大的作用。我們中國人的很多觀念也跟原來不一樣了，比如漲工資，大家會覺得這是我賺來的。過去老百姓得靠政府養活著，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政府是老百姓養活的，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觀念變化。

《中國民商》：你上世紀80年代寫為錢正名，說“只有一切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現在呢？政府確實帶著大家“一切向錢看”了。

張維迎：當然經濟增長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給人民帶來安全感，使人民覺得他的生活有尊嚴、有自由，這是最重要的。我們不要過分以為只要保持經濟增長就有合法性，這不對。就像人一樣，不會一天24小時都去賺錢，你還有其他的愛好，要平衡。那么決定人類幸福的不只是物質，如果我把你關在牢里，每天給你吃山珍海味，你覺得你幸福嗎？

所以我們要政府讓人們更自由、更幸福，而不是讓人們生活得更不幸福。僅僅擁有物質的生活至少是不充分的。意識形態很重要，但是意識形態最后都要歸結到一點，要跟人性相符，如果這個意識形態是反人性的，一定要改變。而我們人類之所以進步，在于盡管我們不斷在犯錯誤，但是我們知道自己錯了以后，能不斷去改正。如果我們已經知道我們錯了，還執迷不悟，或者以某種借口阻撓改革，這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中國民商》：這也是你不斷提出市場經濟更人性、更有利于保護我們的權利，卻常遭誤解的原因？

張維迎：比如我們動不動說政府怎么不管呢，如果我們老百姓沒有自覺性，不能夠選擇自己的責任、自己的權利，我們什么都要政府管，什么事都等著政府，政府能不大嗎？長期看是這樣，無論政府和人民，都不要理想化。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我們憑自己的經驗，我們也會犯傻，我們會犯錯誤，我們會情緒激動，都會有。所以我們要更理性地思考問題，要怎么能夠借助制度防止我們犯傻。

《中國民商》：市場經濟為什么能避免這樣的錯誤？

張維迎：在市場經濟下，你要損害別人利益，會受到一個約束，因為別人不買你的賬，所以你只有為別人服務，你才能得到好處，就把人的自利之心，變成利他之行。但是如果沒有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的話，自利的行為就會變多，他可能為了自己損害別人。這不就是強盜邏輯嗎？比如我們為了自己能買低價產品，可以長期對農民強制收購，不給他足夠的價格。農民數量再大，他也沒辦法。但我說，不是我們人類不犯錯誤，我們犯很多錯誤，所以我們至少認識到一點，我們用什么樣的辦法使這個錯誤變得少一些，或者使我們錯誤的災難變得小一些，尤其是怎么防止那種由少數人的無恥和多數人的無知結合起來犯的災難性錯誤。

最大的災難，幾乎都是少數人的無恥和多數人的無知結合起來的，但是有些東西最初可能是無知的，最后就變成無恥了。而你在一個真正的市場當中，無知的錯誤一旦發現以后，就不至于去無恥地做。而在我們的計劃經濟中，無知的錯誤本來是可原諒的，但最后就變成無恥的錯誤。

《中國民商》：正像您所說的，我們的歷史災難多有這種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構成。

張維迎：無恥，講到根本也是無知，佛教講的“無明”，你不知道你的利益所在，所以你看很多人聰明反被聰明誤。所以我們人類其實有很多智慧讓我們去避免這些東西。但我強調一點，無論我們講市場經濟還是法治，從這個意義上，真的可以讓我們避免這樣一些錯誤。

我們中國最大的政策錯誤，現在已經表現出來，那再過30年才能看見這種政策的錯誤有多么大，比如說一胎化政策。

思想只有能夠自由競爭，最后才能走向正確。任何東西都不應該去壟斷，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對的，既然你是對的，別人批評你，你還可以完善你自己。這就是莫爾在一百幾十年前講的。如果我們限制了人們說話的權利，其實就是消滅了我們的智慧可以為人民帶來的好處。因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個別人有極端的思想，但整個社會不會太極端。

觀念啟蒙尚待完成

《中國民商》：所以如你所說，我們不能近靠政府，更要靠柳傳志這樣的企業家決定我們的未來？

張維迎：其實近代以來對于中國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寄生蟲。不要以為我們用的新產品是我們的，近代里有哪項技術是我們的？即使我們生活在計劃體制下，我們仍然得到了市場體制給我們帶來的好處，包括汽車、飛機甚至自行車，都不是我們發明的。

看起來是我們生產出來的東西，本質上是我們享受了別的國家的企業家創造的東西，甚至一個刮胡刀都是西方的企業家創造的。看起來是一個國有企業生產的，是你發明的嗎？不是，還是靠企業家創造，那就是一種企業家精神。哪一個國家能讓企業家真正發揮作用就會進步，不讓企業家發揮作用，發展就會停滯了。

我們曾經用計劃經濟消滅了企業家，不可能帶來任何進步，所以注定是要失敗的。但是當時大家不這么想，都覺得信息是客觀規律的，無非是收集數據計算就是了。直到我1984年提出雙軌制改革的時候，也是那種想法。現在想想當時大家多自負、多自以為是，我們覺得我們可以把價值算出來，我們定價格，現在大家都明白了，這完全就是胡來。因為信息本身就是人創造的，沒有客觀的信息，所有的信息都是主觀的。

所以企業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比別人能夠對人性的理解更透徹，能夠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做企業更需要想象，最后決定勝負的可能就是我們的想象力，我們對未來的判斷，其次是承擔責任的能力。中國國有企業太大，政府限制經濟的比例太大，導致了我們整個市場經濟的扭曲。所以市場的力量是最能夠打破壟斷的。這就是我強調的兩個問題，創造價值的能力和承擔責任的能力。這兩種能力當然是有邏輯關系的，沒有承擔責任的能力，最后也不可能創造價值。

市場就是一個企業家精神作用的結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市場的參與者，市場的這種演化都是企業家精神。我們要增長，也不是只靠企業家，但沒有企業家，我們只能原地踏步。

《中國民商》：作為多年布道自由市場經濟和企業家精神的學者，您覺得我們對于市場經濟的啟蒙、企業家的啟蒙完成了嗎？

張維迎：現代啟蒙的核心是自然法基礎上的概念，就是人的基本權利，它包括法律的至高無上以及政府在法律內行事、誰都不能超越法律等概念。我們現在真的很落后，中國知識界今天我們認為最開放、激進的觀點，還比不上100多年前的梁啟超、嚴復，沒有啟蒙，我們的思想是混亂的。人類進步依靠的就是理念，至少是主導性的理念。如果我們的思想是混亂的，就不可能有一個好的制度。

《中國民商》：那么未來具體的啟蒙內容包括哪些？

張維迎：最簡單就是人的權利有哪些是天然的，任何人不經正當程序不能夠剝奪的。有一些權利是超越一切的，比如我們的生命權。少數服從多數，那只適用于公共事務如選舉領導人的權利，不能說少數服從多數可以用于人的生命，不能想剝奪誰的財產就剝奪誰的。這是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東西。我們首先要承認天賦的這些人權是不可剝奪的，但是大家好像沒有這個概念。

我在農村的時候，一個治保主任就可以隨便把農民捆起來，放在黑屋子里邊，可以讓他幾天不吃不喝，可以隨便抓一個什么人游街示眾。當然，我們現在看到中國人道德的危機、道德的墮落，有人認為幾十年前我們不是這樣。其實它只是表現不一樣。現在是你可能看到人們見死不救，當年你看見的是好好一個活人把他打死，是這樣一個區別。至少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見死不救不正常了，但是當時我們把人打死都覺得是正常的。所以講這是個進步，盡管聽起來有點凄涼。

《中國民商》：包括我們曾經被計劃經濟剝奪了的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

張維迎：從改善人的基本物質生活的角度講，首先是要有改善這種生活的自由，就是你有這種權利去改善。不是說你有權利吃好穿好，而是你有權利努力靠自己的能力智慧去使自己吃得更好穿得更好，這是一種基本的權利。如果人們的這種權利被剝奪，怎么能生活得更好？財富都是人創造的，人創造財富需要有他的積極性、自主性。人們有了積極性、有了自由，他的聰明才智才能發揮出來。如果沒有自由、沒有積極性，他的改善只能靠再分配，無非是從這個人手里拿走放到那個人手里，那這個人滿意了，那個人就不滿意。所以靠政策聚焦在財富的分配上是沒有出路的，最后可能所有的人都不會滿意。我們只有給大家創造財富的更大空間，才能夠使更多的人感到滿意。

《中國民商》：歷史包袱之重增加了啟蒙難度，而任務的完成有賴于什么？

張維迎：這個啟蒙重任不是少數幾個人能完成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我們曾經的啟蒙中斷了，現在進行啟蒙不只靠學者，還有媒體，因為任何觀念都需要傳播。傳媒是大眾交流的重要手段，網絡革命的重要性某種意義上不亞于幾百年前印刷術在西方的發展。如果一個國家沒有適當的言論空間，就不能算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正常的社會。任何治理方式其實都不要試圖跟新的技術去對抗，因為這種對抗其實反倒使自己變成一個鴕鳥，這樣下去很危險。